驚悉余光中先生今日去逝,哀悼之余,不盡遺憾。重刊十九年前寫下的一篇短文,以表對先生緬懷之意。——作者2017年12月14日題
和大陸許多讀者一樣，是八十年代廣為流播的《鄉愁》這首詩讓我知道臺灣詩人余光中的。1983年流沙河先生送給我他編著的《臺灣詩人十二家》，其中一家是余光中，讀了他的詩和沙河先生的評價，對他敬意大增。后來不斷讀到余光中先生的詩，特別喜歡他的《尋李白》、《當我死時》與《等你在雨中》等詩。余光中先生不僅是臺灣詩壇的代表詩人，也堪稱中國新詩的優秀詩人。他的詩大都具有強烈的現代意識，也有濃厚的古典韻味，比起大陸三十年代詩壇的現代派詩歌，更具現代性和審美趣味。我期待有一天海峽兩岸的關系不再對立，詩人能自由往來，興許就有機會與先生晤面。這一天終于來了，余光中先生應我系之邀，從香港繞道前來講學。
我因為講課，沒有參加余光中先生的詩歌創作座談，甚為遺憾。更有些意外的是，聽說參加講座的只有20余位老師。這次講座是系里邀請余光中先生的，通知了少數老師，其他老師和學生不知道。要是在校內貼海報，恐怕大演播廳也會爆滿聽眾。不想錯過向余光中先生討教的機會，到他下榻的紅瓦寺賓館拜訪。
去賓館的途中，我在想那位“在造虹的雨中”耐心等待小情人幽會的詩人，那位吟著“酒放豪腸，幾分釀成了月光/余下的三分嘯成劍氣/綉口一吐就半個盛唐”去找尋李白的詩人，那位想象死后“葬我，在長江與黃河之間/枕我的頭顱，白發蓋著黑土”的詩人，他該是什么模樣呢。敲開余光中先生的房門，迎上來的是一位個子比我略高一點，頭發花白、精神矍鑠的瘦削老者，不用問這便是我敬仰的詩人了。進門落座后，先生為我泡上自帶的臺灣茶，讓我的心里一陣熱乎。
我們隨意談起了詩，當我提到流沙河先生的《臺灣詩人十二家》，他笑了笑說：“感謝流沙河先生介紹了我和臺灣的一些詩人，但這本書的一些看法還值得商榷。”問及原因，余光中先生只是簡單地說：“流沙河先生寫這本書時還不太了解臺灣的情況，他的詩風也是和我們不同的。”其實我知道除余光中，還有洛夫、鄭愁予、紀弦等臺灣詩人都在臺灣或大陸的雜志上發表過文章，對流沙河先生的一些評價不愿首肯，甚至于反唇相譏。這些都前些年的事了。隨著海峽兩岸更多渠道的溝通和交流，流沙河對臺灣詩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介紹。畢竟詩心是相通的，詩人達成共識并不難。通信與會晤，使余光中和流沙河先生成為好友。平時和沙河先生見面，聽他提起余光中和其他臺灣詩人總是敬重有加。他的《就是那只蟋蟀》與余光中的《蟋蟀吟》唱和，充滿深情地對隔海詩人表示了深切的理解。問到對大陸現代新詩的看法，余光中先生說這話題太大，不好姑妄言之。但他還是談了一些看法，他認為不管人們說胡適的詩如何白話，他對“嘗試”新詩是功不可沒的。徐志摩雖有寫詩的靈氣，不少詩卻顯得輕淺。談到戴望舒，他認為大陸文學史把他奉為現代派的領軍人物是荒唐的，說他成名和流行的只有《雨巷》這首浪漫風格的詩，其他的不少詩也是屬于古典浪漫的。先生這些坦誠直率的看法，夠我好好去想的。
道別時，先生將他的《余光中詩選》送給了我。紅瓦寺賓館離我住的錚樓不過一兩百步之距，在返回途中，我突然感覺到這段距離有如海峽之隔，這也許是怕今后再難見到先生的心理作用吧。晚上翻閱了先生的那些鄉愁詩，有感先生的“鄉愁”和下午的晤談，寫下了《贈余光中先生》：“望江亭前相逢遲，清茗味長品忘年。先生不言鄉愁故，只說宣城見杜鵑。孤島幾多巴山夢，海峽浪高阻風帆。黃河長江兩管樂，隔岸無妨動心弦。”余光中先生現已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，不再被海峽所阻而難以回到故里。但愿先生能隨意到巴山蜀水漫游，不再苦吟鄉愁了。
一九九八年五月
（選自《干天全散文·詩歌選》作家出版社2010年12月）
